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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鲁山三知县

尧神??发布日期:2018-12-20??【关闭窗口】

作者:潘民中 作品来源:平顶山日报

清朝二百多年间,派来鲁山任知县的官员几近百位,其中三人最受鲁山县民众爱戴。他们分别是康熙时的鲁山知县傅燮(xiè)诇(xiòng)、乾嘉之际的董作栋、道光年间的郑子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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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时期,拨乱反正的知县傅燮诇

康熙十四年(1675),清廷吏部派傅燮诇(1643-1706)来鲁山任知县。论功名,傅燮诇既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,只是个监生,且是个荫监生,即在其高官父亲庇荫下获得的监生名义。傅燮诇出身于灵寿一个跨越明清两代、持续数百年的簪缨(指高官显宦)之家。明朝永乐初年,其祖上护送朱棣迁都北京有功,携家由南京上元县(今南京市)定居灵寿县北关村。灵寿县在明清时代属真定府。真定府则直隶于京师,是北京的外围重镇,清雍正元年(1723)改名正定(今属河北)。至明末清初,傅家在灵寿已历十世,枝叶繁茂,兴旺发达。

傅燮诇的祖父傅永淳(1586-1667),明天启壬戌(1622)科进士,官至吏部尚书。傅燮诇的父亲傅维鳞(1608-1667),系傅永淳长子,崇祯十五年(1642年)中举,顺治三年(1646年)开进士科,考中进士第五十六名。顺治十年(1653),傅维鳞出任按察副使东昌路兵备道,驻守临清(今山东临清市),任职二年“治行为全国第一”,士民立碑颂其功德,顺治十八年(1661)迁工部尚书。傅燮诇为傅维鳞次子。

傅燮诇,体貌魁梧,性行直爽,博览群书,才情广逸,诗词敏瞻,以父得荫胄监官生,充镶红、正蓝两旗练习。期满,授河南鲁山县知县,康熙十五年(1676)到任,撰联“一命恭承新雨露,十传喜继旧家风”,表达要继承父祖任职地方时的优良传统,力争在鲁山干出一番成绩。

鲁山县处于中原腹地伏牛山东麓,战略地位重要,历来为兵家所必争,是明朝末年社会动荡的重灾区。傅燮诇来任知县时,清朝虽已入关三十余年,但鲁山的境况并不乐观,民户萧条,田土荒芜。朝廷所令闽地海民、降兵到鲁山垦田,也多不入轨道,时萌动荡苗头。

傅燮诇在《鲁阳纪事》的开篇写到:“予以康熙丙辰莅鲁山,任鲁邑。”叙当时的县情谓:“当明末流寇之所蹂躏,地多荒芜,城中居民不满二百家,(全县)在籍人丁不及四千户。明时赋税五万有奇,本朝仅三千余两。”“朝廷安插闽海来归者,驻邑南山下,绵亘三十余里,无土着者,故多奸宄(guǐ)潜藏。”其在《初至鲁阳述所见》一诗中,更形象地描写了社会动荡给鲁山造成的民生凋敝、人口流失、田园荒芜的惨状:“鲁阳城外三十里,望之黄草连天起。北山重叠接南山,滍河瀼河溢流水。参差远树隐孤村,茅屋倾颓但遗址。鹄面寥寥三五人,褴褛衣衫不蔽体。”清朝入主中原之后,境况虽有所改善,但尚未根本改观:“皇家定鼎三年后,此地方能靖封侯。自古人情恋故乡,逃者往往归田鄙。流离艰苦倍尝恨,半是土着半迁徙。生计于今虽渐蕃,较之往昔还无希。昨年遭水更供兵,籽粒无收难救馁。哀哀四境尽残垣,唯希长吏垂慈耳。”

面对如此情势,傅燮诇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:“闻言使我心恻然,牧民之责方伊始。概括斯言书坐隅,触目惊心何可已。”所幸鲁山是唐代名垂青史的良吏元德秀施民善政的地方,“仪型幸有元紫芝,莫负皇仁与赤子”。傅燮诇决心以元德秀为榜样,同时继承父祖的良好传统,以救民于水火,不辜负朝廷的重托和百姓的希冀。

傅燮诇亲率吏员,招抚流民,贷给牛马耕种,鼓励开垦荒田,恢复农业生产。《鲁阳纪事》称:“见野多旷土,遂招徕流移,假以牛种。来者接踵,成百家之村百五十区,予为定其乡名,分为三里:邑之西南为新安,东南为鸿泽,东北为鸿集。缓其升科,寸土皆垦。”他发现鲁山山民在生产黑木耳上很有一套成功技术。黑木耳生产既能富民,又能顶替粮食完纳赋税,特作《木耳歌》予以鼓励:“引曰:鲁民虽不逐末,然所藉以完赋者,不专在田,兼侍木耳。伐木在山,总谓之‘茬’,一岁曰试,再岁曰横,三岁曰罢。夏月雨后采拾,商贾辐辏,居之以射利。夫耳菌类,必湿热始生之。今年五月,霖雨数日,人往往曰:‘耳成可期’。爰为是歌:前年斫茬在山麓,昨年斫茬在深谷。隔岁罢茬茬已老,去岁横茬茬正好。连朝霖雨润荐湿,茬头生耳不胜拾。有耳完赋诚从容,更愿多雨无伤农。”

经济恢复了,秩序稳定了。傅燮诇修学宫、立义学,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。百姓既安居又乐业,且有了文化素养上的提升和道德层次上的追求。鲁山县经济繁荣,社会和谐,面貌一新,傅燮诇在《鲁阳四咏》中予以描绘:“鲁阳春咏:四面高峰列障,数间茅屋成庄。到处深林鸟语,行来夹路花香。鲁阳夏咏:篱外鹿眠芳草,围中莺啄含桃。晓起推窗一望,麦畦千顷翻涛。鲁阳秋咏:平野霜林烂漫,抱城溪水涟漪。窗外梅开独早,天边雁到偏迟。鲁阳冬咏:荒草风寒宜猎,枯林雪霁堪樵。更爱园头紫竹,迎风带雪萧萧。”一幅自然生态优美、社会秩序清平、百姓生活悠闲的景象,与《初至鲁阳述所见》相较,可谓天壤之别。但傅燮诇始终不忘初心,时时到元紫芝琴台凭吊,以鞭策自己。他到琴台种树,写下“唐世名廉余音远,遗台高峙碧嶙峋。当年逸致还堪想,此日徽音尚在民。”还在《琴台怀古》一诗中写道:“层台百尺倚城边,仙令风流历岁年。春望柳翻千树浪,朝看云织万家烟。琴声已逐前朝歇,德泽还从故老传。惭愧于今千载下,可能无负鲁阳天。”

傅燮诇任鲁山知县八年后的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获考绩优等,授文林郎河南鲁山县知县,妻梁氏封孺人,这已是具有正式进士身份的政治待遇了。接着,朝廷提拔傅燮诇出任四川邛州(今四川西昌)知州。傅燮诇告别鲁山之际,鲁山县闽兵屯官朱冲、陈荣等,乡绅粟民良、阎有伦等同立“文林郎升奉直大夫知四川邛州事傅公去思碑”,作为永久纪念。傅燮诇晚年专心着述,辑成《词觏初编》二十二卷,其中《琴台遗响》是其在任职鲁山知县期间的词作,《鲁阳逸闻补遗》是任职鲁山知县期间所搜集的鲁山历史文化资料。

历代盛世都离不开地方官吏的尽职尽责,“康乾盛世”自然也不例外,傅燮诇算是为“康乾盛世”的政治兴盛和文化繁荣尽了一分自己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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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嘉之际,建章立制的知县董作栋

清朝乾嘉时期的鲁山知县董作栋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官,他善于通过建章立制来规范社会秩序,从而把一个繁难大县治理得井井有条,在鲁山历史上留下了很好的口碑。

董作栋,字工求,号书巢,浙江余杭人,生于乾隆三年(1738)十月,卒于嘉庆十五年(1810)二月。董作栋出身耕读世家,自幼向学,其童年是在苦读中度过的,终于“甲午(乾隆三十九年,1774)举于乡,戊戌(乾隆四十三年,1778)成进士”,选授直隶庆云县知县。不幸的是,董作栋又遭丧母之痛,在家居丧,未能赴任。乾隆五十七年(1792)六月,进士出身、文林郎董作栋守孝期满,被吏部派到鲁山任知县,在鲁山六个年头,嘉庆三年(1798)卸任。

乾嘉之际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期,社会矛盾丛生,鲁山又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大县,董作栋上任伊始,以深入民间把握社情民意为要务,从事关国计民生之处切入,抓住突出问题建章立制,化解矛盾,消除不安定因素。

赋税钱粮的征收是维持政权运转的物质基础,同时也事关百姓生计,是官民双方关注的焦点。鲁山旧分十里,户籍隶属混乱,既有居于此而隶于彼者,也有居于彼而须纳粮于此者,每年夏秋两季赋税钱粮征收的工作量很大,不得不在每里设置几十名单头负责催征。不能完成征缴任务的,要求单头赔垫,这既增加了百姓负担,又加剧了社会矛盾。董作栋到任后,各里单头纷纷求脱不干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,董作栋决定废除单头代催制度,施行顺庄法。乾隆五十八年(1793)三月,董作栋亲赴各乡,安排手下挨户清查登记造册,重新划分区段,更定里名,明确先后顺序。开征钱粮时,只需粮差顺路挨户滚催即可。若有民户迁移,则责成保甲查明,据实开除添补。这种“顺庄法”的实施,减少了办理环节,官民两便,行政效率显着提高。

鲁山县山区面积大,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,水自西向东一线而出,水及其支流两岸的田地为百姓衣食所系。董作栋经过实地踏勘,把兴修水利作为治理鲁山的头等大事来抓。他任鲁山知县六年,在滍水及其大小支流两岸开凿灌溉渠道30多条,总长度60余里,可灌溉田地数万亩。

为了使有限的水利资源发挥最大效益,董作栋于乾隆五十九年(1794)以点带面为其中灌溉面积最大的丰润渠制定了使用管理规则,即《丰润渠规五条》:“一、照理渠堰,买渠人按十股轮流经管。每股经管一年,周而复始。经管人每年在十股渠分内支稻谷十二石。二、添换佃地人户,宜由渠长与管事之人同地主妥议添换,不许佃户私自顶替。三、田中使水,每年另雇放水二人,从上流挨下开放,周而复始。无论地主佃户,均不许私开水口放水。即放水人亦宜秉公均放,不得徇情放水。人工饭食应在佃地家,照所佃地亩均摊。 四、每年修补渠堰,务必于正月十五日以前修补完缮,开闸放水至稻熟,田中不需水时阖闸。五、水田或与他家旱地为邻,或当道路之冲,各宜修理田畔。倘田水泛滥致有浸坏,皆各由照理不慎。水从谁人地出,则唯谁佃户是问。”刻石立碑。设置了渠长、管事人、放水人等职务,明确了管理责任、管理费用的负担和使用规则、维护清淤等,事事有章可循,非常精细严谨。

鲁山地处宛洛捷径之上,往来商旅多宿西关客店。向来县衙公事所用驮骡多向住宿过客雇取,雇得到时往往误人行程,雇不到时又误己公事,很不方便。董作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于乾隆六十年(1795)闰二月,召集西关11家客店主人商讨妥善办法,议定由县衙给每家客店买一匹骡子并置备驮鞍资金白银15两,由客店长期喂养,如有疲毙,自行补换。县中公事需用时,挨户轮流差遣,日给草料豆工食银3钱,相当于雇取客骡的价钱。县中不用时,客店可自行支配雇于往来商旅盈利。这个办法照顾到了客店、县衙公事、商旅行程三方面的利益,人皆称善。

鲁山东北乡一带盛产煤炭,因下窑采煤多有生命危险,本地人不愿为之,窑户工头不得不千方百计招诱外地人来此下窑挖煤。一些地痞无赖见机,就专门诱骗贫困无助良民卖于窑户工头取利。这些受骗者一旦被骗下窑,被叫作“死拨子”,永无出来之日。窑户工头在窑下设置“拨房”,对受骗者严加看管,受骗者从此失去人身自由。因此,时常有被骗者家人到县衙省府击鼓告状,使鲁山的名声受到损害。为此,嘉庆元年(1796)董作栋亲至东北乡各煤窑视察,解救出外地受骗者300多人,并根据其返乡路程的远近给足盘缠,令其安全返乡。严令各窑户工头取消“拨房”,不许强拉诓买,所需窑工应公平雇用。各窑户发誓具结,永远遵行,若有复蹈前辙者,即绳之以重法,永远不许开采窑煤。

董作栋做了两任鲁山知县,曾充甲寅(乾隆五十九年,1794)恩科河南乡试同考官,后因病离职。因病去职后的董作栋回乡定居,虽年过花甲,但仍热心公益事业,受到里人敬重。嘉庆十五年(1810),董作栋与世长辞,享年七十三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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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光年间,实心为民的知县郑銮

清末,鲁山元紫芝琴台有“元郑二公祠”。“元”自然指该琴台的创始人、唐代着名廉吏、开元二十三年(735)任鲁山县令的元德秀(字紫芝,被人敬称“元鲁山”)。那“郑”又指谁呢?由《咸丰六年岁次丙辰邑侯郑公祠碑记》知,所谓“郑公”者,乃清道光十三年(1833)至十八年(1838)任鲁山知县之郑銮(字子砚)。

郑銮,江苏兴化人,生于乾隆四十六年(1781),嘉庆十二年(1807)考中举人,嘉庆二十二年(1817)分发广东,先后任吴川、仁化二县知县,后以母老改署河南柘城、宜阳等县。由所撰《跋郑燮临兰亭叙》称“板桥世大父”看,“大父”者即祖父也,可知郑板桥是他的祖父,他是郑板桥的孙子。考郑板桥二子均早卒,以堂弟郑墨之子鄣田嗣。郑銮为板桥嗣子鄣田之子。

郑銮,道光十三年(1833)春从宜阳调任鲁山知县,在鲁山五年,善政极多,被绅民誉为“今日元鲁山”。《咸丰六年岁次丙辰邑侯郑公祠碑记》云:“(郑銮)在官五载,内外肃然,而官民相得宛如一家。”“去鲁之日,士绅祖帐、农工商贾及乞丐壶浆杯酒,遮道祖饯。时天雨初晴,妇孺牵衣,泥水中号泣走送。侯亦悲不自胜;挥泪下车,一一慰劳良久,始扶老挈幼而去。侯去,鲁诗云‘三千里筵传酒盏,万千人泪湿衣襟’,盖实录也。”鲁人为其立《郑公德政碑》《郑公去思碑》。

考其为民办实事好事的善政,主要有以下几端:其一、筹资修筑段店岭上崎岖不平的山路十数里,使北乡梁洼一带乡民来往县城更加便利,百姓对此交口称赞,遂将这条路取名“郑公路”。其二、捐俸修建县学考试院,并增加全县书院学生膏火之资,还为赴省参加举人考试的秀才筹措考费,以振兴鲁山学风。其三、最为普惠的是在鲁山全县设立二十七处留养局,专门收容社会上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者,使他们老有所养、病有所医、死有所葬。

道光十五年(1835),许坊举人许梦兰所撰的《梁洼创建留养局碑记》对此有记载:“癸巳春,邑侯郑子砚夫子,以维扬望族来令此邦。其廉明严正,一以其家板桥先生令潍县之治为宗,而尤以慈惠为心……以四方残丐余生颠连道路为忧,爰命诸方各设留养一局,俾疾则养之疗之,死则埋之。”可见郑銮完全是遵奉着乃祖郑板桥的为官理念和做官风格行事的。郑銮卸任归里以后,还与鲁山绅民保持着密切联系。鲁山绅民甚至盼望着有朝一日郑銮能重来鲁山事知县。日日思夜夜盼,盼来的却是咸丰四年(1854)郑銮嗣子寄来的郑公去世的《讣告》,于是便将元公紫芝祠旁的三楹讲堂辟为郑公祠,以纪念之。

郑銮在鲁山知县任上不仅为官清廉方正,而且纂修了《道光鲁山县志》,惜此志今仅存卷三、卷七两卷,藏于上海图书馆。卷三《纪事、沿革表》;卷七《土地志》,下领山川、水利、古迹、官廨(xiè,指官吏办公的地方)、里甲、风俗、物产、桥梁、茔墓、留养局十个小目。观此两卷,不仅内容翔实,而且记述有法。

《纪事、沿革表》仿宋景定《建康志》、咸淳《毗陵志》,合纪事、沿革为一表。旧志大事仅自明初起,且多遗漏,兹编补而正之。“纪事”征诸正史;“沿革”之地理、封藩、五行等本朝大事除据旧志外,其余必凭档案表分时代、纪事、统隶、郡、县五栏,自夏帝孔甲七年始至清朝止,文辞简明,条目清晰。

《土地志》中,“山川”目山山相连,很有系统,每山一条,本于《水经注》,加以实地考察。每条出处均予标明,或出自旧志,或出于新采。若有错误,则加按语进行考辨,十分周详。“水利”目共记水渠五十九条,均注其自某处引某水灌田若干;“风俗”目以文风、民藏、富室、僧道四细目记述。“物产”目最为赡富,亦最具价值,多有以前旧志不载之品种,计有稻、石炭、山茧、楮皮纸、药草、木耳、春鹅、秋鹅、雉、果子狸、白花蛇、水晶、文石、紫石、石髓、松烟、漆、兰、竹、映山红、茉莉、榆叶梅、瑶草等,共二十三种,每种一条详述之。如“山茧”条:“山茧成于山蚕,山蚕者仇犹也,食栎叶,即橡树也。其先正月上甲卜蚕,二月上壬居蚕,或竹筐戾蚕,或火炉烘蚕,咸如经法。唯古之浴蚕也腊八浸子,稍浸即出,此则否,折栎干扫蚁蠕盈升,扦水三日,寒光薄而蚁健,由是移之树,由是饲之叶,以眠,以醒,以丝,以茧,举于栎收功而人不与焉。《蚕经》未之着,《要术》不及编,故备言之。”叙其操作之法,如此具体细致,实为非常珍贵的柞蚕生产资料。此“物产”目,不仅在《鲁山县志》中特为突出,即在整个河南方志中亦属罕见。就此而论,郑銮《道光鲁山县志》虽为残本,但残中藏宝,犹为善本也。

道光十九年(1839),年介花甲的郑銮从鲁山卸任,荣归故里兴化。归里后的郑銮购下兴化城南升仙荡先祖郑板桥“聊借一枝栖”之“拥绿园”近旁的“浮沤山馆”废址一区,将二者合建成一座简单朴雅的园林,更号“筱园”。筱园仅以花草点缀,有芍田、梅岭之设。设梅岭者,因其曾任知县之广东仁化在梅岭下也。梅岭有“草亭翼然其上”,可供“过者犹思当年名胜”。

在筱园里,郑銮过着临书作画、整理旧着、莳花种竹、不问外事的生活。他的书法作品儒雅婉媚,在当时已为世人争相宝藏。其在画界更与着名画家黄子仲、金子石并称“兴化三才子”。在整理旧着上,郑銮把在广东任职期间的诗文编成《岭海集》,在商丘柘城的编成《梁园集》,在汝州鲁山的编成《鲁山集》。这些着作感情充沛,文笔流畅,据实书写,深情讴歌了当地的风土民情,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积淀。

咸丰三年(1853)郑銮病逝,享年七十二岁。鲁山绅民在咸丰四年(1854)于琴台书院为其立郑公祠,还于咸丰九年(1859)将其牌位供入鲁山名宦祠,四时祭祀。

清朝这三位鲁山知县之所以受民爱戴,其共同之处在于:一是文化素养高,施政能力强;二是勤政爱民办实事,富于行政智慧;三是为鲁山县文化软实力的积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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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鲁山三知县

2018-12-20??尧神

作者:潘民中 作品来源:平顶山日报

清朝二百多年间,派来鲁山任知县的官员几近百位,其中三人最受鲁山县民众爱戴。他们分别是康熙时的鲁山知县傅燮(xiè)诇(xiòng)、乾嘉之际的董作栋、道光年间的郑子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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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时期,拨乱反正的知县傅燮诇

康熙十四年(1675),清廷吏部派傅燮诇(1643-1706)来鲁山任知县。论功名,傅燮诇既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,只是个监生,且是个荫监生,即在其高官父亲庇荫下获得的监生名义。傅燮诇出身于灵寿一个跨越明清两代、持续数百年的簪缨(指高官显宦)之家。明朝永乐初年,其祖上护送朱棣迁都北京有功,携家由南京上元县(今南京市)定居灵寿县北关村。灵寿县在明清时代属真定府。真定府则直隶于京师,是北京的外围重镇,清雍正元年(1723)改名正定(今属河北)。至明末清初,傅家在灵寿已历十世,枝叶繁茂,兴旺发达。

傅燮诇的祖父傅永淳(1586-1667),明天启壬戌(1622)科进士,官至吏部尚书。傅燮诇的父亲傅维鳞(1608-1667),系傅永淳长子,崇祯十五年(1642年)中举,顺治三年(1646年)开进士科,考中进士第五十六名。顺治十年(1653),傅维鳞出任按察副使东昌路兵备道,驻守临清(今山东临清市),任职二年“治行为全国第一”,士民立碑颂其功德,顺治十八年(1661)迁工部尚书。傅燮诇为傅维鳞次子。

傅燮诇,体貌魁梧,性行直爽,博览群书,才情广逸,诗词敏瞻,以父得荫胄监官生,充镶红、正蓝两旗练习。期满,授河南鲁山县知县,康熙十五年(1676)到任,撰联“一命恭承新雨露,十传喜继旧家风”,表达要继承父祖任职地方时的优良传统,力争在鲁山干出一番成绩。

鲁山县处于中原腹地伏牛山东麓,战略地位重要,历来为兵家所必争,是明朝末年社会动荡的重灾区。傅燮诇来任知县时,清朝虽已入关三十余年,但鲁山的境况并不乐观,民户萧条,田土荒芜。朝廷所令闽地海民、降兵到鲁山垦田,也多不入轨道,时萌动荡苗头。

傅燮诇在《鲁阳纪事》的开篇写到:“予以康熙丙辰莅鲁山,任鲁邑。”叙当时的县情谓:“当明末流寇之所蹂躏,地多荒芜,城中居民不满二百家,(全县)在籍人丁不及四千户。明时赋税五万有奇,本朝仅三千余两。”“朝廷安插闽海来归者,驻邑南山下,绵亘三十余里,无土着者,故多奸宄(guǐ)潜藏。”其在《初至鲁阳述所见》一诗中,更形象地描写了社会动荡给鲁山造成的民生凋敝、人口流失、田园荒芜的惨状:“鲁阳城外三十里,望之黄草连天起。北山重叠接南山,滍河瀼河溢流水。参差远树隐孤村,茅屋倾颓但遗址。鹄面寥寥三五人,褴褛衣衫不蔽体。”清朝入主中原之后,境况虽有所改善,但尚未根本改观:“皇家定鼎三年后,此地方能靖封侯。自古人情恋故乡,逃者往往归田鄙。流离艰苦倍尝恨,半是土着半迁徙。生计于今虽渐蕃,较之往昔还无希。昨年遭水更供兵,籽粒无收难救馁。哀哀四境尽残垣,唯希长吏垂慈耳。”

面对如此情势,傅燮诇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:“闻言使我心恻然,牧民之责方伊始。概括斯言书坐隅,触目惊心何可已。”所幸鲁山是唐代名垂青史的良吏元德秀施民善政的地方,“仪型幸有元紫芝,莫负皇仁与赤子”。傅燮诇决心以元德秀为榜样,同时继承父祖的良好传统,以救民于水火,不辜负朝廷的重托和百姓的希冀。

傅燮诇亲率吏员,招抚流民,贷给牛马耕种,鼓励开垦荒田,恢复农业生产。《鲁阳纪事》称:“见野多旷土,遂招徕流移,假以牛种。来者接踵,成百家之村百五十区,予为定其乡名,分为三里:邑之西南为新安,东南为鸿泽,东北为鸿集。缓其升科,寸土皆垦。”他发现鲁山山民在生产黑木耳上很有一套成功技术。黑木耳生产既能富民,又能顶替粮食完纳赋税,特作《木耳歌》予以鼓励:“引曰:鲁民虽不逐末,然所藉以完赋者,不专在田,兼侍木耳。伐木在山,总谓之‘茬’,一岁曰试,再岁曰横,三岁曰罢。夏月雨后采拾,商贾辐辏,居之以射利。夫耳菌类,必湿热始生之。今年五月,霖雨数日,人往往曰:‘耳成可期’。爰为是歌:前年斫茬在山麓,昨年斫茬在深谷。隔岁罢茬茬已老,去岁横茬茬正好。连朝霖雨润荐湿,茬头生耳不胜拾。有耳完赋诚从容,更愿多雨无伤农。”

经济恢复了,秩序稳定了。傅燮诇修学宫、立义学,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。百姓既安居又乐业,且有了文化素养上的提升和道德层次上的追求。鲁山县经济繁荣,社会和谐,面貌一新,傅燮诇在《鲁阳四咏》中予以描绘:“鲁阳春咏:四面高峰列障,数间茅屋成庄。到处深林鸟语,行来夹路花香。鲁阳夏咏:篱外鹿眠芳草,围中莺啄含桃。晓起推窗一望,麦畦千顷翻涛。鲁阳秋咏:平野霜林烂漫,抱城溪水涟漪。窗外梅开独早,天边雁到偏迟。鲁阳冬咏:荒草风寒宜猎,枯林雪霁堪樵。更爱园头紫竹,迎风带雪萧萧。”一幅自然生态优美、社会秩序清平、百姓生活悠闲的景象,与《初至鲁阳述所见》相较,可谓天壤之别。但傅燮诇始终不忘初心,时时到元紫芝琴台凭吊,以鞭策自己。他到琴台种树,写下“唐世名廉余音远,遗台高峙碧嶙峋。当年逸致还堪想,此日徽音尚在民。”还在《琴台怀古》一诗中写道:“层台百尺倚城边,仙令风流历岁年。春望柳翻千树浪,朝看云织万家烟。琴声已逐前朝歇,德泽还从故老传。惭愧于今千载下,可能无负鲁阳天。”

傅燮诇任鲁山知县八年后的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获考绩优等,授文林郎河南鲁山县知县,妻梁氏封孺人,这已是具有正式进士身份的政治待遇了。接着,朝廷提拔傅燮诇出任四川邛州(今四川西昌)知州。傅燮诇告别鲁山之际,鲁山县闽兵屯官朱冲、陈荣等,乡绅粟民良、阎有伦等同立“文林郎升奉直大夫知四川邛州事傅公去思碑”,作为永久纪念。傅燮诇晚年专心着述,辑成《词觏初编》二十二卷,其中《琴台遗响》是其在任职鲁山知县期间的词作,《鲁阳逸闻补遗》是任职鲁山知县期间所搜集的鲁山历史文化资料。

历代盛世都离不开地方官吏的尽职尽责,“康乾盛世”自然也不例外,傅燮诇算是为“康乾盛世”的政治兴盛和文化繁荣尽了一分自己的力量。

2

乾嘉之际,建章立制的知县董作栋

清朝乾嘉时期的鲁山知县董作栋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官,他善于通过建章立制来规范社会秩序,从而把一个繁难大县治理得井井有条,在鲁山历史上留下了很好的口碑。

董作栋,字工求,号书巢,浙江余杭人,生于乾隆三年(1738)十月,卒于嘉庆十五年(1810)二月。董作栋出身耕读世家,自幼向学,其童年是在苦读中度过的,终于“甲午(乾隆三十九年,1774)举于乡,戊戌(乾隆四十三年,1778)成进士”,选授直隶庆云县知县。不幸的是,董作栋又遭丧母之痛,在家居丧,未能赴任。乾隆五十七年(1792)六月,进士出身、文林郎董作栋守孝期满,被吏部派到鲁山任知县,在鲁山六个年头,嘉庆三年(1798)卸任。

乾嘉之际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期,社会矛盾丛生,鲁山又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大县,董作栋上任伊始,以深入民间把握社情民意为要务,从事关国计民生之处切入,抓住突出问题建章立制,化解矛盾,消除不安定因素。

赋税钱粮的征收是维持政权运转的物质基础,同时也事关百姓生计,是官民双方关注的焦点。鲁山旧分十里,户籍隶属混乱,既有居于此而隶于彼者,也有居于彼而须纳粮于此者,每年夏秋两季赋税钱粮征收的工作量很大,不得不在每里设置几十名单头负责催征。不能完成征缴任务的,要求单头赔垫,这既增加了百姓负担,又加剧了社会矛盾。董作栋到任后,各里单头纷纷求脱不干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,董作栋决定废除单头代催制度,施行顺庄法。乾隆五十八年(1793)三月,董作栋亲赴各乡,安排手下挨户清查登记造册,重新划分区段,更定里名,明确先后顺序。开征钱粮时,只需粮差顺路挨户滚催即可。若有民户迁移,则责成保甲查明,据实开除添补。这种“顺庄法”的实施,减少了办理环节,官民两便,行政效率显着提高。

鲁山县山区面积大,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,水自西向东一线而出,水及其支流两岸的田地为百姓衣食所系。董作栋经过实地踏勘,把兴修水利作为治理鲁山的头等大事来抓。他任鲁山知县六年,在滍水及其大小支流两岸开凿灌溉渠道30多条,总长度60余里,可灌溉田地数万亩。

为了使有限的水利资源发挥最大效益,董作栋于乾隆五十九年(1794)以点带面为其中灌溉面积最大的丰润渠制定了使用管理规则,即《丰润渠规五条》:“一、照理渠堰,买渠人按十股轮流经管。每股经管一年,周而复始。经管人每年在十股渠分内支稻谷十二石。二、添换佃地人户,宜由渠长与管事之人同地主妥议添换,不许佃户私自顶替。三、田中使水,每年另雇放水二人,从上流挨下开放,周而复始。无论地主佃户,均不许私开水口放水。即放水人亦宜秉公均放,不得徇情放水。人工饭食应在佃地家,照所佃地亩均摊。 四、每年修补渠堰,务必于正月十五日以前修补完缮,开闸放水至稻熟,田中不需水时阖闸。五、水田或与他家旱地为邻,或当道路之冲,各宜修理田畔。倘田水泛滥致有浸坏,皆各由照理不慎。水从谁人地出,则唯谁佃户是问。”刻石立碑。设置了渠长、管事人、放水人等职务,明确了管理责任、管理费用的负担和使用规则、维护清淤等,事事有章可循,非常精细严谨。

鲁山地处宛洛捷径之上,往来商旅多宿西关客店。向来县衙公事所用驮骡多向住宿过客雇取,雇得到时往往误人行程,雇不到时又误己公事,很不方便。董作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于乾隆六十年(1795)闰二月,召集西关11家客店主人商讨妥善办法,议定由县衙给每家客店买一匹骡子并置备驮鞍资金白银15两,由客店长期喂养,如有疲毙,自行补换。县中公事需用时,挨户轮流差遣,日给草料豆工食银3钱,相当于雇取客骡的价钱。县中不用时,客店可自行支配雇于往来商旅盈利。这个办法照顾到了客店、县衙公事、商旅行程三方面的利益,人皆称善。

鲁山东北乡一带盛产煤炭,因下窑采煤多有生命危险,本地人不愿为之,窑户工头不得不千方百计招诱外地人来此下窑挖煤。一些地痞无赖见机,就专门诱骗贫困无助良民卖于窑户工头取利。这些受骗者一旦被骗下窑,被叫作“死拨子”,永无出来之日。窑户工头在窑下设置“拨房”,对受骗者严加看管,受骗者从此失去人身自由。因此,时常有被骗者家人到县衙省府击鼓告状,使鲁山的名声受到损害。为此,嘉庆元年(1796)董作栋亲至东北乡各煤窑视察,解救出外地受骗者300多人,并根据其返乡路程的远近给足盘缠,令其安全返乡。严令各窑户工头取消“拨房”,不许强拉诓买,所需窑工应公平雇用。各窑户发誓具结,永远遵行,若有复蹈前辙者,即绳之以重法,永远不许开采窑煤。

董作栋做了两任鲁山知县,曾充甲寅(乾隆五十九年,1794)恩科河南乡试同考官,后因病离职。因病去职后的董作栋回乡定居,虽年过花甲,但仍热心公益事业,受到里人敬重。嘉庆十五年(1810),董作栋与世长辞,享年七十三岁。

3

道光年间,实心为民的知县郑銮

清末,鲁山元紫芝琴台有“元郑二公祠”。“元”自然指该琴台的创始人、唐代着名廉吏、开元二十三年(735)任鲁山县令的元德秀(字紫芝,被人敬称“元鲁山”)。那“郑”又指谁呢?由《咸丰六年岁次丙辰邑侯郑公祠碑记》知,所谓“郑公”者,乃清道光十三年(1833)至十八年(1838)任鲁山知县之郑銮(字子砚)。

郑銮,江苏兴化人,生于乾隆四十六年(1781),嘉庆十二年(1807)考中举人,嘉庆二十二年(1817)分发广东,先后任吴川、仁化二县知县,后以母老改署河南柘城、宜阳等县。由所撰《跋郑燮临兰亭叙》称“板桥世大父”看,“大父”者即祖父也,可知郑板桥是他的祖父,他是郑板桥的孙子。考郑板桥二子均早卒,以堂弟郑墨之子鄣田嗣。郑銮为板桥嗣子鄣田之子。

郑銮,道光十三年(1833)春从宜阳调任鲁山知县,在鲁山五年,善政极多,被绅民誉为“今日元鲁山”。《咸丰六年岁次丙辰邑侯郑公祠碑记》云:“(郑銮)在官五载,内外肃然,而官民相得宛如一家。”“去鲁之日,士绅祖帐、农工商贾及乞丐壶浆杯酒,遮道祖饯。时天雨初晴,妇孺牵衣,泥水中号泣走送。侯亦悲不自胜;挥泪下车,一一慰劳良久,始扶老挈幼而去。侯去,鲁诗云‘三千里筵传酒盏,万千人泪湿衣襟’,盖实录也。”鲁人为其立《郑公德政碑》《郑公去思碑》。

考其为民办实事好事的善政,主要有以下几端:其一、筹资修筑段店岭上崎岖不平的山路十数里,使北乡梁洼一带乡民来往县城更加便利,百姓对此交口称赞,遂将这条路取名“郑公路”。其二、捐俸修建县学考试院,并增加全县书院学生膏火之资,还为赴省参加举人考试的秀才筹措考费,以振兴鲁山学风。其三、最为普惠的是在鲁山全县设立二十七处留养局,专门收容社会上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者,使他们老有所养、病有所医、死有所葬。

道光十五年(1835),许坊举人许梦兰所撰的《梁洼创建留养局碑记》对此有记载:“癸巳春,邑侯郑子砚夫子,以维扬望族来令此邦。其廉明严正,一以其家板桥先生令潍县之治为宗,而尤以慈惠为心……以四方残丐余生颠连道路为忧,爰命诸方各设留养一局,俾疾则养之疗之,死则埋之。”可见郑銮完全是遵奉着乃祖郑板桥的为官理念和做官风格行事的。郑銮卸任归里以后,还与鲁山绅民保持着密切联系。鲁山绅民甚至盼望着有朝一日郑銮能重来鲁山事知县。日日思夜夜盼,盼来的却是咸丰四年(1854)郑銮嗣子寄来的郑公去世的《讣告》,于是便将元公紫芝祠旁的三楹讲堂辟为郑公祠,以纪念之。

郑銮在鲁山知县任上不仅为官清廉方正,而且纂修了《道光鲁山县志》,惜此志今仅存卷三、卷七两卷,藏于上海图书馆。卷三《纪事、沿革表》;卷七《土地志》,下领山川、水利、古迹、官廨(xiè,指官吏办公的地方)、里甲、风俗、物产、桥梁、茔墓、留养局十个小目。观此两卷,不仅内容翔实,而且记述有法。

《纪事、沿革表》仿宋景定《建康志》、咸淳《毗陵志》,合纪事、沿革为一表。旧志大事仅自明初起,且多遗漏,兹编补而正之。“纪事”征诸正史;“沿革”之地理、封藩、五行等本朝大事除据旧志外,其余必凭档案表分时代、纪事、统隶、郡、县五栏,自夏帝孔甲七年始至清朝止,文辞简明,条目清晰。

《土地志》中,“山川”目山山相连,很有系统,每山一条,本于《水经注》,加以实地考察。每条出处均予标明,或出自旧志,或出于新采。若有错误,则加按语进行考辨,十分周详。“水利”目共记水渠五十九条,均注其自某处引某水灌田若干;“风俗”目以文风、民藏、富室、僧道四细目记述。“物产”目最为赡富,亦最具价值,多有以前旧志不载之品种,计有稻、石炭、山茧、楮皮纸、药草、木耳、春鹅、秋鹅、雉、果子狸、白花蛇、水晶、文石、紫石、石髓、松烟、漆、兰、竹、映山红、茉莉、榆叶梅、瑶草等,共二十三种,每种一条详述之。如“山茧”条:“山茧成于山蚕,山蚕者仇犹也,食栎叶,即橡树也。其先正月上甲卜蚕,二月上壬居蚕,或竹筐戾蚕,或火炉烘蚕,咸如经法。唯古之浴蚕也腊八浸子,稍浸即出,此则否,折栎干扫蚁蠕盈升,扦水三日,寒光薄而蚁健,由是移之树,由是饲之叶,以眠,以醒,以丝,以茧,举于栎收功而人不与焉。《蚕经》未之着,《要术》不及编,故备言之。”叙其操作之法,如此具体细致,实为非常珍贵的柞蚕生产资料。此“物产”目,不仅在《鲁山县志》中特为突出,即在整个河南方志中亦属罕见。就此而论,郑銮《道光鲁山县志》虽为残本,但残中藏宝,犹为善本也。

道光十九年(1839),年介花甲的郑銮从鲁山卸任,荣归故里兴化。归里后的郑銮购下兴化城南升仙荡先祖郑板桥“聊借一枝栖”之“拥绿园”近旁的“浮沤山馆”废址一区,将二者合建成一座简单朴雅的园林,更号“筱园”。筱园仅以花草点缀,有芍田、梅岭之设。设梅岭者,因其曾任知县之广东仁化在梅岭下也。梅岭有“草亭翼然其上”,可供“过者犹思当年名胜”。

在筱园里,郑銮过着临书作画、整理旧着、莳花种竹、不问外事的生活。他的书法作品儒雅婉媚,在当时已为世人争相宝藏。其在画界更与着名画家黄子仲、金子石并称“兴化三才子”。在整理旧着上,郑銮把在广东任职期间的诗文编成《岭海集》,在商丘柘城的编成《梁园集》,在汝州鲁山的编成《鲁山集》。这些着作感情充沛,文笔流畅,据实书写,深情讴歌了当地的风土民情,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积淀。

咸丰三年(1853)郑銮病逝,享年七十二岁。鲁山绅民在咸丰四年(1854)于琴台书院为其立郑公祠,还于咸丰九年(1859)将其牌位供入鲁山名宦祠,四时祭祀。

清朝这三位鲁山知县之所以受民爱戴,其共同之处在于:一是文化素养高,施政能力强;二是勤政爱民办实事,富于行政智慧;三是为鲁山县文化软实力的积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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